樱花时节念师恩

白书农

　　最近和武大的一位老朋友聊天，得知今年是武大生物系建系100周年。恰好我今年开始了退休生活。这个消息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武大生物系肖翊华教授门下受教的经历。从1983年入肖老师门下受教，一晃39年过去了。虽然在1986年毕业离校后，也有机会去探望肖老师，但这么多年尽管在工作，包括教学过程中会常常想到和提到在武大的经历与收获，居然从来没有专门写过对武大生活的回忆。肖老师生前常年坚持记录物候这我是知道的。但不知道后来因武大校园樱花出名，而他的物候记录可以用来预测樱花的花期，并因此得到一个“樱花教授”的雅号。此文撰写于樱花待放之时，故特以樱花入题，回顾与肖老师的师生缘，以及这段缘分对我之后人生无法磨灭的影响。

一．入门

　　有幸忝列肖门的机缘说来话长。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到武大后和我一个寝室的化学系同学告诉我们，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中，他的导师，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查全性教授是积极倡导者，这大概是我和武汉大学最初的缘分——没有查教授他们努力提出恢复高考，我的人生一定是另外的样子）。大概因为中学时代各门学科发展比较均衡，而且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被要求服从国家需要，因此，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考大学只是因为父母鼓励去发展一点专业技术能力。但是，在阴差阳错被安徽农学院录取（我现在非常感谢当时录取我的老师。否则我可能此生和生物学擦肩而过），开始农学专业的学习之后，我发现当时教学过程中强调“如何做”，忽视“为什么”的风格对我而言不是很舒服。虽然很多年后我理解农学专业的这种教学风格的必要性，但当时的不舒服让我选择了把很多时间花在可以问“为什么”的植物生理学课程上。毕业时本希望借考研究生转行。但因政治的考分差一点而未遂。之后也就顺其自然地和大家一样，接受了学校的毕业分配。

　　在我父母所在城市农业局的工作其实挺开心的。我再次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其实都来自外部：一是我的女朋友工作分配在省会城市，让她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好像不合适。那么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只有我离开现在的单位另找机会；二是我母亲根据她的人生经历，常常告诫我，一个人要有一点专业技术方面的“真才实学”才有“自立”的基础。兼顾两种期望，又可以满足自己问“为什么”偏好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考研究生，而且是跳出农学领域，进入理科方向（动机并非“献身科学”的那种高大上哦）。

　　确立再考研究生的目标之后，就面临考哪个方向研究生的问题。我在农学院毕业之前考研究生的方向光合作用。这是受当年教我们植物生理学课、并让我喜欢上植物生理的焦德茂老师的影响。可是为再次备考而查阅招生单位资料后发现，我对光合作用的了解还是太肤浅了。而且，很多招生单位都有对生化的课程要求，而我们当年在农学院读书时并没有上过“生物化学”课程。要报考理科方面的研究生，就需要自学生物化学。怎么学呢？焦老师的建议是同时读几本好的教科书，然后把读书笔记整理成一本教科书，这样可以基本上掌握学科的内容。我就按他的建议，不仅自学了生物化学，还重新复习了一遍植物生理学。在复习植物生理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在各种植物生理学教科书中，生长发育的内容都特别少。这让我意识到，教科书中内容少，应该说明这个领域可探索的空间大。这不就是考研究生的方向吗？于是，赶快查国内有哪些单位招收植物生长发育方向的研究生。当时能查到的几个招生单位中，就有武汉大学肖翊华老师。我马上给肖老师，以及在北京、上海另两个单位的老师分别写信，询问他们当年是否招生。很快，我收到了肖老师的回信。他在信中非常热情地鼓励我报考。看到他的回信，尤其是他苍劲有力的字迹，我和我女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先生（其实他当时也只有56岁）。他的回信开启了我和肖老师的师生缘。受他的影响，我在自己开始招研究生后，对所有来信咨询报考情况的同学，都会给出认真的回复。

　　由于担心肖老师在意我作为农学院的学生没有生化基础，我还特地把我做的复习笔记请我女朋友抄录（她的字写得比我漂亮多了）后寄给肖老师。不知道是这套笔记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后来他见到我太太，即上述“女朋友”时，还特别夸奖她的字写得好）还是我的确考分还不错，在1983年初夏，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研究生考试的复试通知。在我的记忆中，让我因喜悦而激动不已的情景只有两次：一次是收到武汉大学生物系研究生考试的复试通知，一次是收到我在北大实验室完成的2005年PNAS文章的预接受邮件。

二．受教

　　如果说进入安徽农学院让我此生有机会与生物学结缘，那么进入武大读研究生，则让我有机会开始感受我以为是追问“为什么”的探索未知的科学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

　　入肖老师门下，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和蔼和对我们研究生的事无巨细的关心。他对我们很开放：告诉我们实验室有多少经费，大家需要做什么，鼓励我们对课题独立思考，还尽可能给我们提供条件，让我们拓展视野和经历。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曾被他送到上海植生所唐锡华教授实验室进修，学习实验技术。正是在上海进修期间，我形成了对自己研究生课题的想法。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们研究生要数据、催论文，总是鼓励我们自己有效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如果在不断为完成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期”而焦虑的环境下，一个人很难系统地进行独立思考。我非常幸运，在自己求学过程中所待过的实验室，导师们都是非常善意地给我们提供独立思考和试错的成长空间。从来没有面临不断被要数据的压力。这也让我在自己管理实验室时，从来不对学生在实验进度上提出刚性的时间要求。

　　在肖老师这里读研的一个最独特的感受，是他对基础知识的重视。他不仅自己对当时世界上植物生理学教科书如数家珍，还督促我们去读原著。在我整个求学和职业生涯中，无论国内外，从来没有见过研究生导师督促研究生读教科书的。或许因为我自己有因喜欢植物生理而读书，以及自学生化的经历，我觉得肖老师对我们读经典教科书的要求让我受益无穷。因为只有通过大师撰写的高质量教科书，一个人才有可能不仅对一个学科的全貌有所把握，从而理解自己从事的具体研究的意义，而且对这个学科所希望回答的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从而理解自己所从事的具体研究的问题的由来——毕竟，有时前人的问题可能是错的。不了解历史，人们很难意识到前人的错误，从而一代代错下去。现在，我自己在写教科书时，就努力以之前读过的大师撰写的教科书为榜样。此外，在我自己管理实验室和给同学上课时，也会鼓励同学们去读经典教科书。可惜时过境迁，我知道现在这么大规模的研究生中，真正希望了解科学研究是什么并作为自己将来职业选项的人比例越来越小（我在决定报考研究生时虽然并没有确定将来以科研为职业，但起码在读期间还是非常认真地在了解“科研”究竟是怎么回事——毕竟人应该对自己选择的事情负责任——不仅因占用了一个分工岗位，意味着承担了必须为这个岗位所配置的生存资源增值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也要为自己的选择“名实相符”负责任。在我后来从教过程的观察中，发现现在太多研究生并不在乎了解“科研”究竟是什么，只关心怎么能拿到文凭）。于是对于读经典教科书，我也只是建议而不做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不如肖老师。

　　我在肖老师门下读研究生期间，他的研究领域是水稻杂种优势机理。在当时的文献和同学间的交流中，有关“杂种优势机理”研究的主流观念是亲本互补。在研究内容上，基本上就是测父母本和子一代的不同指标，希望基于指标检测的情况，找到具有更好杂种优势的亲本组合。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思路和做法，本质是在接受“亲本互补”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组合预测，并没有检验“亲本互补”这个假设，因此算不上“杂种优势机理”研究。那么什么才算是“杂种优势机理”研究呢？在阅读当时能找到的文献基础上，我意识到“杂种优势”顾名思义是指只在子一代出现而在子一代的自交后代消失的那些对人类而言有利的性状。这类性状的形成，逻辑上讲应该是双亲基因的差异表达所引发的生物学过程在当代的特定组合。怎么在实验上检验这种假设呢？我当时想到，根据汤佩松先生提出的“呼吸多条途径”理论，是不是由于父母本各自的不同呼吸途径在子一代中出现了新的、具有更高能量利用效率的组合，从而在某些性状上引发了可检测的“优势”呢？经过各种分析，最后选择以确认有“杂种优势”表现的根系为性状，分析在父母本和子一代根系中不同呼吸代谢途径的特点。这个课题设计方案得到肖老师的认可和支持。在本来不多的经费中，为我提供了完成实验所需的条件。虽然最终实验数据非常简单，并不足以给出什么结论，但还是对自己有关杂种优势“机理”的想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证据。这让我第一次从文献检索、课题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到论文写作，完整地体验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实施这个课题还让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用上了当年汤佩松先生购置的用来进行呼吸作用分析的“瓦氏呼吸计”。听肖老师说，这台仪器是当年武大植物生理实验室历经磨难硕果仅存的一台汤先生当年用过的仪器。陈克诚老师手把手教会我如何使用这台仪器。这让我不仅从思路上借鉴了汤先生的思想，而且在设备上享受了汤先生的余荫。这种双重的传承让我感到非常庆幸。不知道我之后还有没有人再用过这台仪器，也不知道这台仪器能不能有幸被保存在学院的博物馆中作为植物生理学几代人学统传承的见证。

1986年作者研究生毕业时与肖老师实验室部分成员合影。

　　　　　　　　　后排左起：何之常老师、吴文瑜、刘文芳老师、肖老师、陈克诚老师，陈师傅。

　　　　　　　　　前排左起：邓继新、王台、朱鹏、陈平、作者

三．柳暗花明

　　有关杂种优势机理研究的探索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乃至“科学研究”开始产生了兴趣。可惜各种阴差阳错让我与在这个方向上开展深入研究失之交臂。不过，作为肖老师的学生的经历以及在武大求学期间结识的各位老师，却为我之后的职业发展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窗！

　　在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合肥一个单位做行政工作期间，1987年春节过后，肖老师特地给我提供机会去武大整理实验数据。此行工作之余，在系图书馆见到舒理慧老师。她一见到我就非常开心地和我说，她当年特别羡慕肖老师有三个男研究生，搬水稻钵子不费劲。然后关心地问我现在的情况。我告诉她还是希望找个能做研究的地方。她马上热情地告诉我，说当年5月将在合肥召开中国遗传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汪向明老师会去参加。她可以和汪老师说，让我届时去会场找他，请他帮助介绍一些老师，看看有没有机会。结果，在我如约去会场见汪老师，在他的房间等候的时候，和他同住一室的一位长者和气地问我的来历。一聊，才知道他是当年肖老师留苏时的朋友，北京植物所的谭克辉老师。他一听我是肖老师的学生，马上对我青眼有加，而且马上关心起我在武大时做的研究工作，以及对一些工作的想法。当他听到我想找个地方做研究时，又马上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读博士。我当时还傻傻地和谭老师说，可不可以不做博士，只是去他那里做研究。估计谭老师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奇怪的人。他有点儿为难地告诉我：“如果不做博士研究生，我没法给你解决食宿的问题呀”。我转念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就答应谭老师去报考他的博士。可是，当时研究生报名时间已经过了。考博士总要走个流程吧。很多事情也是无巧不成书。谭老师告诉我，说当年科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就在合肥开。他可以给参会的植物所研究生处的王仁儒老师打个电话，让他帮我补办一下报名手续。结果，在汪向明老师散会再和他见面之前，我已经和谭老师谈好报考研究生的事情。由于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复习备考了。我还是靠当年备考硕士时的读书笔记来应付的博士考试。虽然后来顺利通过了博士考试，但我其实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谭老师与肖老师的交情和对他的信任，他当时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就答应给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么一个机会？

　　1987年被谭老师招入门下之后一直到去年年底从北大退休，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做研究成了我的职业。34年兜兜转转，去了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的事情，但都没有离开植物发育的研究领域。当年备考硕士研究生时，植物生理学教科书中生长发育内容少的情况已成为历史。我个人认为，植物发育生物学的内容无论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已经超出了植物生理学原有框架所能覆盖的范围，成长为一个全新的学科。我虽然自己的研究工作乏善可陈，但非常幸运地见证了这个领域的兴起。自己当年因教科书中内容少而选其作为研究生报考方向的决定，让我享受了研究工作应有的探索未知的乐趣。我后来在和同学们讲自己的人生感悟时，曾经告诉他们，千万不要相信“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因为分工协同中协同者永远少于执行者的特点，社会结构只能是金字塔形，越到高处位置越少。如果相信“人往高处走”，那么等待着大家的就只能是“内卷”。相反，如果相信“人往空处走”，不是“四大皆空”的“空”，而是未知世界的“空”，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选择未知的领域去探索，那么等待着大家的就是不断发现的新世界，就是一个一个的“又一村”。

1990年11·月武汉全国植物生理学大会期间合影

左起：刘文芳老师，肖老师、谭老师、作者

　　从1986年离开肖老师实验室后，回武大的机会并不多。但肖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武大肖老师门下求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对我的人生和职业发展都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影响。武大校园一年一度的樱花又要开了。我想，肖老师在天之灵，在看到今年樱花开放的同时，还能看到一个曾经的弟子对他的感念，一定会笑得更开心的。

2022年3月6日于北京云雾斋

作者：白书农，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生物系1986届硕士毕业生